A公司于2019年6月成立，其股东多人曾于B公司、C公司任职，并签订保密协议及竞业禁止协议，B、C公司系关联企业。

2013年原天津市工商局收到B、C公司举报函，举报A公司经营的主要产品模仿B、C公司技术装备，客户信息亦来自公司技术名单。后原天津市工商局就投诉事宜展开调查。2019年，天津市市场监管委决定对A公司作出处罚，责令其停止侵犯商业秘密的违法行为并处罚款20万元。

A公司不服行政处罚决定，于2020年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天津市市场监管委在B公司未明确且其自身未审查技术秘密内容的情况下，委托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查找出鉴定技术信息与现有技术的区别点，并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咨询中心对“某冷却线的生产方法”和“某自动生产线及其生产方法”进行查新，认定鉴定的技术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违背了认定商业秘密的逻辑顺序和基本法理。天津市市场监管委在调查过程中以及在被诉决定作出前，涉案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未明确。在这一基础事实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天津市市场监管委仅凭投诉举报函及所提供材料以及两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认定涉案技术信息的权利人是B公司和C公司，稍欠稳妥。综上，因涉案技术信息的内容不具明确性，行政机关对涉案技术信息具备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以及A公司使用的信息与涉案技术信息构成相同或者实质相同的判断缺少前提和基础，且涉案技术信息的权属亦不明确，天津市市场监管委认定A公司侵犯B公司商业秘密的主要证据并不确实、充分，被诉决定认定的事实并不清楚。且处罚决定未经市场监管委负责人集体讨论，属于程序违法。遂判决撤销行政处罚决定。

后天津市市场监管委与B公司均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上诉理由为：

（一）天津市市场监管委对A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

1.权利人的技术信息为商业秘密。首先，B公司缺乏专业能力，在举报时未能明确涉案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及范围，并不妨碍原天津市工商局根据B公司的初步描述及提交的证据受理举报后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权利人的技术信息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情形。其次，权利人的拥有的上述技术信息为权利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具有实用性。再次，权利人对其所拥有的技术信息采取了一系列的保密措施。

2.A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员工有获取权利人商业秘密的途径。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两位员工都曾经就职于权利人的公司，两员工在B公司没有辞职前就已经成为A公司的股东，其在权利人处工作期间都负责技术工作或是从事机械设计工作，有获取权利人商业秘密的途径和条件。

3.鉴定意见证明A公司使用的技术信息与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存在一致性。原天津市工商局委托天津市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对A公司生产的浇注冷却线和负压浇注冷却线与其B公司确定的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是否存在相同或是一致性进行鉴定，结论为二者实质相同。

（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

本案是不服行政处罚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并非侵犯商业秘密纠纷的民事诉讼案件。按照有关行政处罚的逻辑，行政机关在接到举报后，不能仅因举报人对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及范围陈述不清就认为不存在违法事实，而是应当根据举报人初步陈述及提交的证据确定是否需要进一步通过调查取证确定违法事实是否存在。

一审法院认为B公司未能明确商业秘密的内容及范围从而无法审查是否构成侵犯商业秘密，是混淆了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诉讼和行政执法的举证责任，从而导致B公司因业务能力无法明确商业秘密的内容及范围的情况下不能依靠行政机关的调查维护合法权利。

（三）天津市市场监管委行政执法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集体讨论是天津市市场监管委行政程序中的内部程序，对负责人集体讨论的范围和方式，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并未做明确的限定，行政机关可以自行决定，一审法院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范围来推定行政机关负责人讨论的范围没有法律依据，且执法总队负责人讨论案件符合天津市市场监管委内部规定，并未损害A公司的程序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行政执法机关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政处罚程序中，根据当事人的举报，在举报人已经提交初步证据的前提下，可以依法开展调查取证确定被举报人是否存在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在保障被举报人的听证等权利的情况下，行政执法机关可以根据调查取得的证据，而非仅能依据举报人提交的证据对被举报人的行为进行查处认定。并未违背“认定商业秘密的逻辑顺序和基本法理”。

而且，根据已查明事实可知，B和C公司的某产品为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具有实用性。B和C公司制定了《企业商业秘密管理办法》等各项规定；公司与员工签署“保密协议”，协议约定保密费支付、秘密范围、员工的义务和责任及违约责任等，可见，B和C公司对其所拥有的技术信息采取了一系列的保密措施。故被诉决定认定B和C公司的某设备构成商业秘密的结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3名员工曾在致恒公司就职，工作期间都负责技术工作或是从事机械设计工作，有获取B公司商业秘密的途径和条件。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为，A公司生产销售的生产线与B公司和C公司的技术信息实质相同。

另外，在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以及“较重的行政处罚”的含义和范围并无法律规定进行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对其进行细化和具体化。事实上，被诉决定系经过稽查总队的负责人的集体讨论后作出，并且按照程序报送了天津市市场监管委法制机构审核，意见一致。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被诉决定的集体讨论不符合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程序违法”的结论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最终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天津市市场监管委及B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一方面明晰了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诉讼和行政执法的举证责任的差别，另一方面也是对市场监管部门履行职责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等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的肯定，体现了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坚定决心，切实提升了司法权威和公信力。

伊兵律师运用扎实的专业知识、深厚的诉讼经验，在一审法院作出错误判决的不利局面下，与执法人员紧密协作，成功使最高人民法院采纳了市场监管委的上诉意见，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市场监管行政执法秩序，受到委托方高度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