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一纸“删歌公告”引发热议。6000多首歌曲被要求删除，像《十年》、《听海》、《死了都要爱》这些歌在KTV不能想唱就唱了。如今，风波仍在发酵。2019年3月21号上午，广东9家KTV公司起诉音集协垄断纠纷案在北京知识产权法庭开庭审理。
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丁立莹律师近日就此事件接受了天津广播电视台《城市论语》节目采访，就各方发生的分歧和争议焦点，以及音像作品集体管理如何走出困境、音集协是否具有反垄断法禁止的行为等问题，与主持人李宗瑶及天津广播电视台动听885主播一丁，共同探讨了上述热点问题。
律师观点
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发布删歌公告的法律性质
音集协的角色地位，是“一收一支”的桥梁。一方面，向市场经营主体如KVT经营者收取音像作品的版权使用费，行使集体管理。另一方面，它扮演着作品权利人“管家”的角色，为权利人取得版权收入，使权利人摆脱了以往“单打独斗”的收费或维权的处境，集体管理、集体维权，不但降低了维权的成本，也起到一级组织的管理职能。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指为权利人的利益依法设立，根据权利人授权、对权利人的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进行集体管理的社会团体。
因此，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接受委托管理作品后，如卡拉OK经营主体使用了不在音集协管理范围内的作品时，即构成“未经许可而营利性使用”的侵权行为。出于对授权人负责，避免侵权，就必须删除这些未获授权的作品。音集协通知已向其缴费的KTV场所删除6000余涉嫌侵权作品，不仅是音集协依法履行合同的行为，也是对卡拉OK经营者的法律提示甚至是保护。对于那些即没有取得音集协许可，也没有交纳著作权使用费的卡拉OK场所，不仅仅这6000多首作品涉嫌侵权，如其整个曲库中还使用了其他未经授权的作品，都会涉嫌侵犯音集协会员（著作权人）的权利。因此，音集协要求删歌的行为性质既是履行委托合同的行为，也属于依据国务院条例行使集体管理的行为。
当然，音集协将管理、收费等行为再行委托另外的商业公司，可能会客观增加经营场所一定的成本和费用。但如果面对作品权利人群体庞大而分散的现状，收费管理甚至打盗维权会呈现诸多现实困难，因此分解社会成本甚至增加支出成本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音集协作为权利人的自治组织，其可以就卡拉OK经营者使用未授权作品存在的风险进行提示，告知其寻找权利方取得相应的授权。这次要求“删歌”通知，可以理解为民事法律关系平等主体之间的告知行为。如果相对人不予认可，可以通过诉讼或其他法定程序解决。事实上，对于音集协自认为的“履职行为”，相关版权方其实并不“买账”。此后，英皇娱乐、爱贝克思和丰华唱片三家权利人的版权代理公司就联合发出抗议声明，称相关权利作品均未加入音集协，音集协无权进行管理，更无权要求任何人删除相关作品；音集协此举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和限制竞争，等等。广东9家KTV公司起诉音集协涉嫌垄断。同时主张音集协发布的删歌公告是“不负责任，有悖诚信，已造成市场不安”，其“单方宣布终止合作的行为是不妥当的，也是无效的”。目前各方就解除合同的诉讼还在审理之中。
目前音像作品的版权市场各个矛盾体所遭遇的困惑是多重交织的
1、权利人与盗版者的矛盾，是一对儿天然的矛盾，有“拿来主义”就有“打盗维权”。随着我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逐步推进，国家治理和净化版权市场更是没有退路的。然而，知识产权维权因受证据取得困难的影响，使得成本高、难度大。权利人不好获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也不好证明自身的实际损失。于是有了集体管理组织，有了专业维权代理公司等机构。
2、会员或唱片公司与音集协的矛盾也随着音集协把音乐版权的复制权让渡给VOD设备商而加深，有的权利人认为，授权音集协的只是卡拉OK的放映权，并未允许其行使复制权。但音集协认为，其管理作品的权利包括了音像节目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出租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复制发行权。法律依据是《集体管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著作权法所规定的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出租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复制权等，权利人自己难以有效行使的权利，可以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进行集体管理。因此，会员或唱片公司会退出音集协，甚至自行组成集体维权组织。
3、委托方与受托方的矛盾体现在音集协对受托的商业公司的经营及收费方式不满意。音集协认为，商业公司与KTV商家按照签署的版权使用许可合同的版权收费价款，交由音集协统一开具发票。但据南方周末记者从KTV商家获取的多份版权协议和发票获悉，收款方均为商业公司。且有扣留版权费、不及时向音集协结算等问题。
4、诉讼维权所得与集体管理收费标准不一。一段时期以来，权利人委托律师或其他代理机构拉网式的大规模起诉卡拉OK场所，以期取得侵权人未经许可使用作品的诉讼利益，诉讼模式的维权结果，因权利人的投资多少、侵权情节的严重程度、获取非法利益的取证情况、权利人作品的社会影响程度等不一，个案的结果，显然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统一收费标准具有较大差异。有时民事判决的赔偿数额会远远高于集体管理组织的收费数额。
5、即便是集体管理统一收取版权费的背后，实际上都同时存在着到底是按照“包房数量收费”还是按照“曲目数量”收费的不同意见而导致无法统一标准。
6、同一歌曲，版本诸多。例如据反馈《十年》就有很多版本，消费者如何区分？音集协如何区分？都存在着操作难度。因为音像制品的版权属于制片人，同一演员可能会根据不同的配器、演唱风格、由不同的投资人制作出不同版本的同一名称的歌曲。这就造成同一歌曲，不易区分是否经过权利人的授权的现象而难以管理。
9家KTV起诉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垄断纠纷案的法律分析
据报道，此次事件中，原告起诉音集协的请求为1、判令被告以合理、同等条件与原告签订著作权作品《许可使用合同》；2、判令被告向原告提供KTV歌库正版著作权作品使用服务；3、判令被告向原告提供管理的著作权权利种类和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的名称、权利人姓名或者名称、授权管理的期限等权利信息查询系统。
我们认为，依据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规定，虽然满足50名权利人和其他法定条件就可成立集体管理组织。然而目前几乎只有音集协这一家注册的现状，造成了音集协的法定垄断状态是客观的，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要达到法定的垄断行为，仅有客观状态是不够的，还要审查是否滥用了市场支配地位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反垄断法比任何法律部门都更容易受到本国的经济形势、产业政策、经济理论甚至国情特点的直接影响，从而表现出较强的变动性。而垄断的特点是高卖、低买、低于成本、限制或指定交易、搭售附条件、差别待遇等等侵害市场和消费者的行为。不同国家的立法体例，都将反垄断适用了豁免原则，如 “部门豁免”、“行为豁免”、“类型豁免”与“个案豁免"等等。如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回到本案，首先音集协的管理行为如果不属于经营行为，是不能受到反垄断法约束的。反垄断法律原则适用的除外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法律在对垄断这种具有正负双重效应的经济现象予以规制时所进行的一种利益权衡的选择。当某些垄断行为既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效果，又有打盗维权的价值取向，则利大于弊，不受凡垄断法约束。
在新的音像版权时代来临前，行业经历了太长的痛处，各种冲突纵横交织，没有统一法律标准更是市场困惑。我们呼吁尽快修改著作权的相关立法，明确集体管理收费标准、收费方法；明确司法和行政的处罚标准，甚至统一提高承担侵权违法责任的成本来遏制侵权。同时为进一步净化知识产权市场，有效形成一个系统良性的版权运转机制更是迫不及待的。
知识产权强国，任重道远。